作家张炜的家乡：好作品一定要写脚下这片土地——中新网

我出生在山东龙口，整个童年时代，就在龙口海边的林子里度过。胶东半岛是齐文化的腹地，现在人们说起山东，都知道是齐鲁之地，以为齐鲁文化是同一种文化，实际上齐文化和鲁文化差异很大，甚至有许多对立的方面。比方说鲁文化是陆地文化，讲究“规范”，君君臣臣，孔孟思想是典型的鲁文化。齐文化却是一种海洋文化、商业文化，倡导幻想和自由。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世界分为九州，天外有天。还有秦代的徐福，奉始皇帝之命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就是在胶东蓬莱这一带。

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每天都能看到海天一色，无限辽远。所以这里的人说话嗓门都很大，生性直爽、浪漫。蒲松龄就是典型的齐国人，他能写出《聊斋志异》这样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不是刻意的追求，而是在齐文化的土壤上自然生长——其实胶东半岛全是这些东西，我小时候就对狐仙的传说很熟悉，每个村子里都流传着大量这样的故事。

甚至不完全是传说。那时候龙口海边是无边无际的林子，有几万亩吧，高大的橡树、杨树。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应该改过来，林子大了，什么怪事儿都有。我家就住在林场里，而且只有我家一户。因为各种原因，我家从城里搬到海边，距离最近的村子也还要走老远的路。那个村子叫“灯影”，可想而知，古时候这里很荒凉，走夜路的人，或许会看到影影绰绰的灯火。

村子里经常听说，谁谁被狐狸或者黄鼠狼附身了。在我小时候，几乎每个月都有这样的事。我们那边管“附身”叫“调理”，说某人被“调理”了，这个人就会知道很多他本不该知道的事情，说出与他身份不符的话，有些完全是狐狸或黄鼠狼的视角。

有人被“调理”了，他家人就会去请法师驱邪，法师被称为“阴阳先生”。我小时候经常看到阴阳先生作法，比比划划，不知怎么弄弄，那个人就好了。大人们说，阴阳先生把狐仙吓走了，或是逮住了一只大黄鼠狼，被“调理”的那个人就会一下子躺在地上，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昏昏沉沉睡两天，醒过来就恢复正常了。

所以蒲松龄写的那些东西，我从小就耳闻目睹。郭沫若说《聊斋志异》是为了讽刺官僚和封建，不完全是，我相信蒲松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也会目击很多怪事。蒲松龄的老家临淄，是齐国的都城，假如蒲松龄生活在曲阜一带，在鲁文化的环境中，很难想像他还能写出狐仙的故事。文学作品不能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看，过分强调其社会意义不好，首先需要有趣。当我开始写作以后，慢慢自觉：如果说我的所有作品和其他作家有些差异，那么这些差异，这些浪漫与幻想，应该就是齐文化的产物。

游走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我在林子里一直住到16岁。从林子里拐出来不远，是一个矿务局，还有园艺场。当时林场周边的村庄，联合在果园里建了一所中学，我每天就穿过林子去上学。“文革”时期冲击虽然很大，可是狐仙和黄鼠狼都没有给冲走。大家只是暂时不敢说了，因为“扫四旧”的缘故。可是民间的生活和传统，不因为你的“扫”而不存在呀。我的一个同班同学，有一天上课迟到了，老师问他怎么这么晚才来。他说帮他叔叔，给他婶子逮狐狸去了。这种事在我们那里不是笑话，老师听了也觉得有理，就没再批评他。

直到现在也会听说狐仙的故事，但是少多了，也许一年就听到一次。环境被破坏了，没有无边无际的林子了。没有林子，就养不住狐狸。狐狸少了，狐仙就更少。就像我们常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找不到英雄，是因为群众不够多。

开始写作就是在读初中的时候。果园里那个联合中学的校长，爱好文学，爱得很深，但是他没有发表过作品。那个年代发表作品多难呀，他就在学校里办了一个油印刊物，鼓动我们学生投稿。我们写了以后他就夸，他写了文章也给我们看。还有各种文学书籍，他也想办法弄来给我们读。

这很过瘾，写点文章就能得到校长的表扬，我会高兴很多天，一点点虚荣起来，就不断地写。这位校长是第一位唤起我虚荣心的读者，我很感激。当年觉得他很老，现在想来，也就四十岁左右吧。

初中毕业以后，我不能上高中，留在初中的校办工厂里当工人。那是个橡胶厂，橡胶工人的日子没有过多久，由于当时的一些社会原因，我得回原籍去。就这样离开龙口，到了栖霞。

栖霞被称为“胶东屋脊”，这里的地势在半岛上是最高的。栖霞和龙口尽管隔得不是特别遥远，几百里路吧，可是地理风貌差异很大。我从小在海边长大，突然来到山里，生活很不习惯。于是又开始到处走，在整个胶东半岛游荡。

那是毫无计划的游走，因为生活所迫。龙口古代是很富裕的地方，栖霞就很穷，我一方面是生活不习惯，另一方面，原来的朋友也都失散了。我爱好文学，就开始到处寻找新的文学伙伴。听说哪里有个爱好文学、爱好读书的人，我背着包就去拜访。去了一看可能是男的，可能是女的；可能很老，可能很小；可能写的是诗歌散文，也可能只是给公社写点宣传报道。我就这样到处走，跑遍了胶东的每个地方，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人。

写作

胶东半岛的田野调查

走出家乡我才知道，要写真正好的文学作品，一定要写脚下的这片土地，不可以回避这片土地上渗透的文化。山区也有林子和狐狸，然而地形更加复杂，不光有山林，还有高山、峡谷，奔腾的河流，深邃的洞穴。我想写很长的书，写宏大的作品，慢慢意识到不能乱走了，要给自己划定范围：国外走哪些地方，全国走哪些地方，山东又要侧重走哪些地方。根据写作的需要，我开始有计划地游走，进行田野调查。

十九世纪以后，特别是现代主义运动以后，文学的内部空间无限开拓，卡夫卡之后的许多作家，写尽了人类内心的异化、对客观事物的恐惧。但是与此同时，文学中地理的空间就被大大压缩了，再没有像托尔斯泰那样十九世纪的大师们，能够描写辽阔的景物。事实上生命的自然背景不能被忘掉，生存空间决定了人的个性。

我要写很大的书，事件很大，人物很多，就需要更结实的材料。在计划中，我把山东分成鲁南、鲁西等几块地方，胶东半岛是重点，每一座村庄和城镇，每一条河流和峡谷，我都要做详细的记录，记下山的海拔、河流的长度和宽度，还要记下当地重要的民间传说和民风民俗。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光是录音带就搞了六大箱子。

这就是我用22年时间写成的《你在高原》，分成10部，450万字。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完一本出一本，我也试过这样做，发现不行，这450万字从头到尾是一个大故事，总体上是一本大书，没办法拆开来。所有的“长河小说”，无论多么长都是一本书，而不像系列小说那样单独成篇。可是“长河小说”往往有个毛病，前面写得好，两三本以后就没法看了，因为任何人都难以保持长久的气韵和始终充沛的情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找到了一个技巧：在写作之前进行严密的构思，规划好十部书的主要内容，然后动手写的时候，就看我当时的心境，觉得适合写哪一部，就抽出来写。也就是说最后一部未必是最后写的，我写的每一部都选择了最合适的时机。

这又造成一个问题：写了22年，也许十年前写到某个人物已经死了，十年后忘记了，写作的顺序又是打乱的，有可能就对不上号。所以进行到最后一年的时候，我什么事都不干，就是给全书挑毛病。手写的书稿，我放到电脑里进行查找，给每个人物建立像字典一样的简历，每个地方的资料也重新整理。出版社对我很好，找了5个编辑组成班子，帮助我修改书稿。就这样度过最后痛苦的一年，我累得一身是病，22年最好的年华，就耗在这本书里。

生活

城市动物的书院理想

如今我大部分时间住在济南，偶尔也到烟台一带去住。这么多年的游走，踩了很多点，朋友也多，几乎到哪里都可以呆一呆。可是为什么不离开山东？我们这代人的成长，会有很多机会、很多时候想要出去，北京更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可是对我来说，很可能到北京未必就比在山东好，毕竟这里是我的家。

很多作家出国去，倒不如在国内写得好。离开了本土的欢乐和痛苦，对于艺术家和作家的损失多么大啊。写作者最好不要离开自己的文化母体，这是我的看法。

但我并不只写乡土，很多人有这个误会，其实我基本还算个城市动物，作品写农村和小城镇的占一半，另一半写城市和知识分子。二十多岁到烟台开始，我就生活在城市里，和大家一样，每天大量的事情，没有时间读书写作。有时产生特别强烈的写作冲动，那就挤开手边的事，一杯茶、一本书，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可是这种幸福很难享受到。现代人的生活太急促，我想在最着急的生活里面学会慢，也是一种艺术。古人讲“大隐隐于市”，就像在风暴眼里坐着，外面风暴旋转得再急，风暴眼是安静的。呆在风暴眼里思考和创作的人，才会产生大的艺术。

有时也会想起儿时的山林。回到那样的环境里最好了，在童年的林子里，和一群搞艺术的人喝茶看书、种地劳动，恐怕是我最大的梦想。对不起，这样的条件几乎没有了。胶东半岛的林子为了开发，大多盖上了非常漂亮的房子，北京人和东北人在龙口那边买房子的很多。我到那些小区里一转，几乎没人说龙口本地话，多是京腔。龙口四季分明，即使那种海景房也没有湿气，不用晒被子。

也是由于对童年林子的怀念，我参与创办了万松浦书院，现在仍然挂着名誉院长的头衔。事实上这是与当地的大学和政府合作的一个处级事业单位，书院有150亩左右的保护林，当年的选址就是我建议的。林子越来越少了，名叫“万松浦”，也是我的一个梦。

故乡

家园不再，古韵犹存

研究齐文化，是书院的课题之一，我每年会去讲些课，带带学生。古代的书院倡导个性化教育，今天我们尝试在做的，也是对现代大学批量教育模式的一种弥补。传承我们民族的文化，需要这样的地方。

网上还传我是官员，事实上我一天官都没当过。作协的职务也不是官员，我要开会的时候才去办公楼。平时就是专业作家，与机关单位没有什么关系。前些时候去香港讲学，有个学者告诉我，香港人得忧郁症的太多了，各个阶层都有。在香港这样的闹市，人们过的是“U形人生”：住在高楼里像住在天上，每天要上班，就坐电梯下来进入地铁，到了公司再坐电梯上去———如此下来上去，循环往复，不像个“U”吗？

我想人这样过一辈子可太亏了，香港的山啊水啊美极了，日本人都坐飞机到香港去登山。我在香港登山四次，每次都只能看到很少的人在登山，因为香港人没时间，忙着在“U形人生”里打转呢。

16岁之前我在龙口，16岁到20多岁主要在栖霞，再往后就是考学和工作，定居在济南。今天再回到龙口老家，并不觉得陌生，因为我在不断地行走，不断地回去，停不下。龙口在我眼中的变化，不是骤变，而是渐变，不知不觉。

现在胶东半岛是整个山东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龙口在胶东半岛又是排名首位的全国百强县市，工业设置特别全面，出名的有葡萄酒酿造、粉丝、铝合金、渔业、水泥、煤炭等等。龙口港过去是全国地方港口第一大港，现在的情况不太清楚，但仍然有着发达的水路运输。

这样看来，我小时候的龙口，和今天的龙口似乎不是同一个地方了。儿时熟悉的乡亲，大部分都不在了，和我同龄的小孩子，长大后都到外面闯世界。几经变迁，物不是，人亦非。

中国城镇化的一大问题是农村空了，把农村扒掉，集中起来盖楼，我觉得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根基就在乡村，保存传统的愿望最强烈也在乡村，现在村子没有了，人都到外面去住，这个变化是致命的。有人说我们得学西方发达国家，赶紧把农村变成城镇。这是胡扯，我去西方发达国家看过，没有这样子的。法国、意大利、荷兰、美国，那些小乡村多美啊，没见过扒掉盖楼的。

我回到龙口最伤感的是，农村正在远去，人们离开了，不再养猫、狗，也不再养猪和牛羊，连田野的秸秆还要储藏起来。各种农具，多少年不用的东西，包括老一辈人用的纺织机，都堆放在仓库里。这些留下来的东西当然不算文物，却是触手可及的文化。为什么好多人到了城里能安心地住在高楼上，因为他偶尔会想起，老家还有一个房子，那是留存记忆的地方。老家的房子如果没了，城里头那个人也会没了底气，没了根。

龙口人祖祖辈辈还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命名。我们对方言都怀有深切的感情，一个东西在本地叫这个名字，在外地就不叫这个。命名的方式，就是文化生长的方式。

比如向日葵，在龙口叫“转莲”，因为向日葵像莲花一样，又能随着太阳转动。我们吃向日葵瓜子，说吃了“转莲子”，很美。

龙口人说某个东西颜色很白，发音是“敲白”。一件东西好不好，龙口人会问你：“奚好？”这都是古汉语的说法，在龙口至今保留下来。更典型的是，你如果问一个龙口人，能不能做某件事，他会回答“能矣”。

我还记得有些龙口的老太太，一个字也不识，吃饭的时候尝一口，说声“甚好”，然后问别人：“你啖饭了？”旁边有小孩子哭闹，老太太举起拐棍吓唬小孩：“我打你何如？”

这样的语言让我心醉神迷。命名的规则还体现在地名上，铺开龙口的地图，你会看到每个地名都有故事。有个地方叫“撇羊”，几乎可以肯定，当年有过一只羊被忘在那儿了，被撇下了，所以叫“撇羊”。还有“灯影”、“妙果”，这些名字慢慢都会消失。村子搬走了，盖上了楼，原来那个地方也许还叫“妙果”，不久也会换上更现代化的名字。或者名字留下来，原来的村民搬去新的地方，他们还会说自己是“妙果人”吗？

想想看，这些损失太大了。精神家园不再，没有人替我们的民族文化做点事情，只会搞城市化，像当年的“大跃进”一样。说白了，无非就是看中人家的地了，你爱农民吗，爱农民为什么他们不能住在自己家里？很多农民家里除了多出一个电视机，什么都没有发生变化。我甚至认为电视机也让农民更痛苦，里面演城市里那些男男女女的生活，你过去不知道，知道了就心理不平衡。还有很多低俗的节目把孩子们教坏了，以前农村的人哪有随便在街上亲吻的？现在都乱七八糟。

这是精神上的痛苦，你可以说物质丰富了，但是人们更加寂寞。那么物质上他们没有痛苦吗？土地被占了，空气和水都遭到了污染，现在去哪里找几条干净的河流？他们的电视和冰箱来得并不容易啊，几乎是用健康作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经济发展，如果是大多数底层的人不能从中受益，我看这种发展还是需要质疑的。

所以我还是会想念那些行走的日子，想念茂密的丛林。我也许不在高原，我在路上。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 资料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