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洪波讲西游学】第十九讲 《西游记》平话与《西游记》的民间性

黄永年 《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中华书局

一、研究《西游记》平话的迫切性

先举两例，以见出目前对《西游记》平话认识的肤浅，以及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和研究的迫切性。

其一，2000年新世纪伊始，学界曾公布一项“新发现”。有消息称在明《永乐大典》中发现了《西游记》（平话）的残文[4]，诧为奇事，认为“更使人们对在此100年后生存的吴承恩的著作权产生怀疑”。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郑振铎所著《 西游记 的演化》中已披露：1930年北平图书馆善本室庋藏的许多传钞本《永乐大典》中，其13139卷“送”字韵“梦”字条下，录有一则长达千余字的“魏徵梦斩泾河龙”，引书标题径作《西游记》，并引录了这则《西游记》平话（残文）的全文。经有关专家指认，发布这一消息的《图书馆建设》杂志不久刊出署名文章，澄清事实，称“《永乐大典》中发现《西游记》不是新闻”。[5]如果学界对《西游记》平话研究更深入和普及一些，相关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不至于闹出这样的笑话。

其二，上世纪60年代初期赵景深著文《谈 西游记平话 残文》，对古代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所引《西游记》平话[6]故事“车迟国斗圣”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辨析，对于后人进一步认识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但其中称“谚解本断片中还有八条相关注”明显有误：现已有人指出“《谚解》介绍《西游记平话》的注释只有七条，且其中只有两条较详”[7]；又有人指出：“《朴通事谚解》中所叙及的有关《西游记》平话的具体故事，其实只有一节‘车迟国斗圣’的简扼梗概，但是文中有九条注文，却颇为广泛地介绍了该平话的主要故事情节。”[8]所言注释条数均与赵文有偏差。笔者经过逐条核对，可确定实为九条，其九条注释的内容依次为：①三藏师傅（父）、②西天取经、③刁蹶、④证果金身、⑤唐三藏西游记、⑥孙行者、⑦烧金子道人、⑧揭地、⑨二郎。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自赵文以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和小说史著作皆沿袭赵说误为八条，对文学史撰写有重大突破的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亦依然称“古代朝鲜的汉语教材《朴通事谚解》……还有八条注文，述及取经故事的有关情节，与今传百回本《西游记》互有异同。”[9]《谚解》本是《西游记》平话的主要载体，可是我们连他的基本面貌都没有准确的认定，也说明目前的研究还存在许多空白。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平心而论，据现有条件要对《西游记》平话的相关问题作出准确而深入的揭示确乎还有困难，在平话全本或更多的片断发现之前，这种困难将一直存在。然而如果能将迄今为止（以新时期为主）散见于学者们各类《西游记》著述中的有关看法汇集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去芜存菁，求同存异，则颇有助于对《西游记》平话的进一步认识。

二、关于今见两则残文是否出于同本平话

《西游记》平话全本已佚，今存两则残文，即《永乐大典》所收“梦斩泾河龙”、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所收“车迟国斗圣”；上世纪30年代在宁夏发现《销释真空宝卷》所刊“唐僧西天去取经”，又有朱鼎臣《西游释厄传》卷四所载唐僧出世故事、潞城本《礼节传簿》，均有学者推测为平话本残文。由于只有前两篇获得学界的公认，后三篇皆存异见，此番研究仅以它们为对象，对后三篇则暂不涉及。

“梦斩泾河龙”今见于明《永乐大典》13139卷“送”字韵“梦”字条，“车迟国斗圣”保存于古代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按一般的理解，《永乐大典》与《谚解》没有任何关系，又《谚解》经过高丽人改写，已改变了“平话”的原始面貌，所以两则残文是否出于同本平话就成了问题。目前有三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是黄永年在为《西游证道书》校点本所撰、旨在“介绍《西游记》的成书经过，特别是百回本出现后多种版本之间的渊源递嬗”的长篇《前言》中提出：两者出于同一本平话，“是同一个东西”。其理由为：《朴通事谚解》是朝鲜肃宗三年（清康熙十六年，1677）刊行的汉语教科书，系用崔世珍的《朴通事》和《朴通事集览》即《老朴集览》合编而成。《朴通事》中有步虚和尚在燕京永宁寺说法的记载，可推定其成书当稍后于元顺帝至正七年；《老朴集览》中有“永乐中于北平肇建北京为行在所，正统中以北京为京师”之语——这就与“永乐”、“北京”等特定的时间、地点发生了联系，这样，《永乐大典》和《朴通事谚解》所录的两则《西游记》残文属同一平话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10]第二种意见以蔡铁鹰、李时人为代表，认为两则残文都属于平话体，但并非出于同一本平话。蔡铁鹰说：“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永乐大典》和《朴通事谚解》保存的《西游记》片断属于同一作品。不过因其形态相近，习惯上将其称为《西游记平话》。”[11]李时人也说：“从各个方面考察，虽不能证明这两者同出于一个本子，但同属‘平话’还是可以确定的。”[12]还有第三种看法持犹豫不定的态度。这发端于胡士莹写于上世纪60年代而出版于新时期之初的《话本小说概论》，他在全文引录这两则平话残文后说：“《朴通事谚解》所根据的《唐三藏西游记》，和《永乐大典》所引的《西游记》或许是一个本子。不过《朴通事谚解》所引的是经过朝鲜人改写的，因而文字风格就不一致。”[13]结论颇为踌躇、婉转。曹炳建《 西游记 版本源流考》列出“梦斩泾河龙”、“车迟国斗僧”、“销释真空宝卷”、“唐僧西天取经”四则残文，分别以大典本、谚解本、销释本和礼节传簿本称之，构成了平话本的版本系统，并与戏曲本系统、绘画本系统三足鼎立，但也没有确认它们就是同本平话。同时顺便提及，潞城本《礼节传簿》是戏曲底本，曹著为何将其列入平话系统，对此我也不甚明白。

胡士莹 《话本小说概论》，商务印书馆

这三种意见各有一定的道理。肯定者立足于两者之间的联系，不过就黄永年提供的证据似乎不够直接，且不免还是一个孤证。否定者是基于目前所有的材料（即“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忽视了今后或有可能出现新证据的趋势，故而论断它们不是同一平话似也还为时过早。相对而言，第三种看法比较稳妥，既看到两者相同的平话文体，也照应其文字上的不同风格。我以为：联系宋元间平话发达的实际，它们或有可能类似于《三国志平话》与《至元新刻全相三分事略》的关系：据有关资料显示，近年在日本天理图书馆发现的《三分事略》，与《三国志平话》内容基本相同，惟早于《平话》刊刻，且内容更为简略罢了。[14]也或有可能类似于日本高山寺藏本《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与《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彼此只有刊刻版次的区别。与此仿佛，《永乐大典》本与谚解本应属于同一系统的两个刊本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仅止于推测臆断。

三、关于《西游记》平话出现的时间（年代）

最早论述《永乐大典》本《西游记》平话（残文）的郑振铎推测比较笼统：元代中叶。但《平话》出现的时间直接影响着《西游记》演化历史的格局，特别是它与《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等阶段在这一整体格局中的排列次序，理应予以仔细辨析和确认。

众所周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系宋代“说经”话本[15]，现有人考证“它可能在晚唐、五代就已成书，实是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16]，可知其远早于平话本是无疑的。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今存杨东来批评本，刊刻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又，杨景贤为元末明初间人，其所作杂剧不会早于元末，孙楷第则考定为明初。[17]所以推定平话本的时间，其关键主要在于它与《西游记》杂剧孰前孰后的问题。如果“梦斩泾河龙”与“车迟国斗圣”两段残文不属于同一个平话，那么问题将变得异常复杂；如果推定为同一部平话，或者存在较多的讨论余地。

现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赵景深在《谈 西游记平话 残文》中说：“《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之间，应该有一种作品，比《西游记》简单，却比《西游记杂剧》复杂。”这就是说《西游记》杂剧在前，《西游记》平话在后，《西游记》平话居于《西游记》杂剧与百回本小说之间。李时人说得最为明确：“这部平话的成书是《杂剧》以后的事情，它可能刊于元末，是西天取经故事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标志。”[18]另一种意见与之相反。胡士莹认为《西游记》平话是“元末明初以前的产物”，其写作时代“当在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之后，元末明初杨讷《西游记杂剧》之前”。[19]石钟扬甚至将它提至元前期杂剧名家吴昌龄之前，他指出：“《西游记》平话，如是元末明初之作，其理当可与《三国志演义》比美，而从现存残文窥及它不但远不及《三国志演义》，甚至尚比吴昌龄所作《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幼稚，而仅仅可与元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所刊《全相三国志平话》携手，因而它只能是元初作品。”[20]曹炳建援引朱德熙先生《“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书后》一文（载《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的考证结论：“朴通事”当作于至正六年（公元1346）以后、元亡（公元1368）以前的二十余年之间，指出：“既然《朴通事》成书于元末，那么平话本《西游记》的成书当然不会晚于元朝灭亡的1368年。”[21]

曹炳建 《 西游记 版本源流考》，人民出版社

根据这两种意见，《西游记》平话在《西游记》演化中的次序分别为：

1、《诗话》——《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西游记》小说

2、《诗话》——《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小说

然而，辨析这两种意见，实际上存在一个疑问：那就是《西游记》杂剧作为一个发展阶段，从元前期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今佚）到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有长达近百年的时间跨度，产生于元明间的《平话》或有可能处于两者之间，即胡士莹所谓处在吴昌龄之后杨景贤之前。又，考虑到《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成祖永乐五年（1047），《朴通事谚解》刊刻于清初康熙年间，其间多有称引元后期著作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其序言写于1366年），所引《西游记》平话“也应是元代后期、最迟也是明代初年的作品”。[22]据此我以为《平话》大约与杨景贤杂剧同时，也不无可能。这样，自唐宋以来世代累积的西游故事从话本与戏曲两种民间文艺的不同流向，对后世百回本《西游记》平行地实施了影响。应该说，这比较符合话本、戏曲与章回小说三者的基本关系。关于《诗话》、杂剧、平话、百回本《西游记》小说的排列次序应该为：

四、关于《西游记》平话对后世百回本小说的影响

对于这一问题，最经典、至今也最有影响的论述当推郑振铎：

这样，《西游记》的源流，是颇可以明瞭的了。最早的一部今曰《西游记》的祖本，无疑的是《永乐大典》本，吴承恩《西游记》给这“古本”以更伟大、更光荣的改造。”[23]

这一论断不仅明确指认了《西游记》的“祖本”，同时也提出了平话本对后世百回本小说的影响这一论题，其后有许多学者遵其线索作出了诸种论述。如胡士莹指出：《朴通事谚解》所引平话“把这个古本《西游记》取经部分的轮廓都写出来了”，“吴承恩《西游记》中的重要情节，在这里大体上都有”。[24]刘荫柏说得更为明确：“最接近吴承恩小说的是元人《西游记平话》，它不但是吴承恩重新加工、创作《西游记》时的祖本，也是杨景贤写《西游记》杂剧时的主要依据。”[25]李时人也认为“关于西天取经主体故事，《平话》的发展最大”，他还指出《西游记》平话的最大贡献在于强化了孙行者的形象重心，“随着取经路上破魔斗法情节的增加，《平话》中的孙行者的活动大大增加”了。[26]可以说，孙悟空成为《西游》作品中的真正主人公当是从平话本开始的。蔡铁鹰将《平话》与《西游记》相关（相对应）的情节内容作了周详的对照，充分说明了两者的渊源关系，从中可清晰地看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现经稍作修改后列表于下，以清眉目：

在蔡铁鹰对此表说明中可注意者有二：一、吴承恩（？）作《西游记》前面大半部分与《平话》大致相似，基本上是在《平话》基础上扩大而成，但至八十三回以后，《平话》提供的材料告罄，吴承恩便独立创作了十五回九个故事。二、吴承恩写作《西游记》没有突破《平话》提供的情节轮廓，特别是“太宗入冥”部分，与《平话》几无差异，其后续故事与前面部分相契无隙。惟以其文采秀丽、言谈幽默、神韵丰腴而见长。[27]我还要补充其三，所谓“祖本”的内含、外延与“影响”完全不同，分属两个论题：祖本指向版本流变，而影响包括《西游记》的全部源流问题，包括版本嬗递，其中尤以故事（情节）的相互沿袭流变最为重要。上表所列其要旨即在展示平话与后世百回本小说在情节上的流变轨迹。

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萧欣桥、刘福元所著《话本小说史》对这一论题作出了较为全面的阐释。据该书所述，《西游记》平话对后世百回本《西游记》小说的影响有以下四个方面：一、《西游记》中的许多“非常特殊”的人名、仙名、佛名、妖名、地名、国名皆为平话本首创；二、《西游记》小说的许多故事内容和情节细节，“直接或间接地袭用于《西游记》平话”，或由调整、充实、改编而成；三、平话与百回本皆为小说体裁，在阐述故事的方法和技巧上有更多的联系和“共通之美”；四、《西游记》全书由三大板块（大闹天宫、太宗入冥、西天取经——竺注）组合的立体结构在平话本中已“初露端倪，大体确立”。据此，它就平话本对后世百回本小说影响，概括如下：

《西游记》平话的出现和刊行，在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成书过程中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玄奘古印度求法由历史故事向文艺创作的标志，在“西游”故事发展道路上的重大意义是开拓和确立了文艺创作的方向；那么，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的成果，便是《西游记》平话。它为小说《西游记》的成功改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说得具体一些，《西游记》平话即使不是《西游记》小说加工改编时所直接使用的底本，也肯定存在着某种间接的祖源关系，即小说《西游记》是以某种《西游记》古本或《西游记》词话本为底本，而该《西游记》古本或《西游记》词话则以《西游记》平话为底本演变而成。[28]

萧欣桥、刘福元 《话本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纵观这些评论，都强调了《西游记》平话在《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重大意义。这是无庸置疑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从整个《西游记》源流来看，结合它与《诗话》、杂剧在《西游记》演变格局中的排列次序，似乎也还存在一些疑问。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平话本遭长期湮没，目前仅见两段残文，其中“魏徵梦斩泾河龙”1200字，“车迟国斗圣”不足4000字，两者相加也只占全本十分之一。（参考宋元时代《全相平话五种》，推断其全本字数当在五万字左右。——竺注）我们掌握的原始资料实在还很贫乏。目前所作的一些评述，事实上还包含有许多推测臆断的成份。其中有些论断是根据现有的诸种线索、结合文学发展的规律演绎而出，有的则不免缺少直接、有力的证据。比如以平话为《西游记》的祖本，“杨景贤写作《西游记》杂剧时的主要依据”，就值得商榷。自80年代开始，陈新撰写了系列论文，对此提出了强烈的诘难。[29]从小说发展的规律来看，平话固然最有可能成为后世同类章回长篇小说的直接源头，如《三国志平话》诸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但也并非一概如此，比如《武王伐纣书》（平话）诸于《封神演义》，后者虽源于前者，但它的故事格局和叙述方式，却非直接承袭平话，而更接近于余邵鱼作的《列国传》。[30]至于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的蓝本，据我的陋见，更有可能是元前期杂剧名家吴昌龄的西游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其最终佚失，本来就与两者缠夹有关。[31]《西游记》作为世代累积型巨著，理应具有多元源头，其直接的影响来自于民间说书（俗讲）话本和戏曲（杂剧）两个不同的流向。现在，杨讷（景贤）《西游记》杂剧全本（六本二十四折）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俱在，惟《西游记》平话佚失，故而要对其作出全面、深入的认识，确乎还任重道远。

孙楷第 《沧州集》，中华书局

五、《西游记》的民间性

因为“西游”故事在民间的长期流传，《西游记》具有丰富的民间性。而其中最著名的民间地狱崇拜恰恰与《西游记》平话有关。

《永乐大典》所收《西游记》平话故事是“梦斩泾河龙”，叙说泾河老龙因犯天条，依法当斩，因知“玉帝差魏徵斩龙”，故老龙向魏徵的主人太宗皇帝求救。最后终究天命难违，太宗“本欲救之，岂期由此”，无奈失信于老龙。《西游记》第十回“唐太宗地府还魂”记叙老龙怨恨太宗失信，拉其入地狱三曹对案接受阎罗审判，是谓“太宗入冥”。随着太宗的游历，我们得以窥见地狱的基本情形和构架：

先是由二童子引入地狱之城——“幽冥地府鬼门关”，即遭先兄建成、故弟元吉拉扯，声讨其玄武门政变逼宫某位，弑兄杀弟的罪愆；接着至“碧瓦台森罗殿”谒见十殿阎君，接受“法庭”调查、审判；而后来到“幽冥背阴山”，这里“岸前皆魍魉，岭下尽神魔。洞中收野鬼，涧底隐邪魂”，是个反思、悔过的禁闭地；接着就是见识地狱世界的中枢之地“一十八层地狱”，如不能有彻悟“人生却莫把心欺，神鬼昭彰放过谁？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者将永坠此阿鼻地狱受苦受难，不得超生，反之则可超生解脱；太宗作为超生者（走了判官崔珏的后门），终于挣脱“一十八层地狱”来到“奈何桥”——这里已看得到阳间的曙光了，只有恶人鬼魂过此回墮入河中，太宗正是在这里经受最后的考验：“一伙拖腰折臂、有足无头的鬼魅”——原来是“六十四处烟尘，七十二处草寇”即被太宗先后剿灭冤死的鬼魂上——前拦住索命，直到太宗允诺返阳后即举行招魂的水陆大会，这汹汹鬼怨才得以平息。

由此可知地狱的组织构造及相应的机制（构造列前，机制列后）：

鬼门关/进入地狱之门——森罗殿/接受阎君审判——背阴山/“双规”反思、忏悔——一十八层地狱/经受精神煎熬——奈何桥/通过最后考验后“脱离阴司，返回阳世”

应该说，在各类文献记载中，很少有这样对地狱的详细而生动的描绘了，民间正是通过《西游记》的普及而建立起完整的地狱崇拜的。

同样，《朴通事谚解》所收“车迟国斗圣”，内容接近于《西游记》第四十四至四十六回孙悟空与虎力、鹿力、羊力三妖道赌斗砍头、剖腹挖心、滚油锅诸般法术。显然，在中国古代，民间盛行法术，砍头、剖腹挖心、滚油锅即是最常见的一类法术，其中滚油锅一项在近代帮会团体里还告存在。

再如孙悟空大闹天宫，是《西游记》最重要的故事，美猴王到形象在民间家喻户晓，在福建地区甚至流行齐天大圣崇拜的风俗和传统。翻检《朴通事谚解》中的相关注释，可知这一“大闹天宫”的故事在平话本中已经初具轮廓：

《西游记》云：西域有花果山，山下有水帘洞，洞前有铁板桥，桥下有万丈涧，涧边有万个小洞，洞里多猴。有老猴精，号齐天大圣，神通广大，入天宫仙桃园偷蟠桃，又偷老君灵丹药，又去王母宫偷王母绣仙衣一套，来设庆仙衣会。老君、王母俱奏于玉帝，传宣李天王引领十万及诸神将，至花果山与大圣相战，失利。巡天大力鬼上告天王，举灌洲灌江口神曰小圣二郎，可使拿获。天王遣太子木叉与大力鬼往请二郎神，领神兵围花果山。众猴出战，皆败。大圣被执当死，观音上请于玉帝，免死，令巨灵神押大圣前往下方去，乃于花果山石缝内纳身，下截画如来押子封着，使山神土地镇守，饥食铁丸，渴饮铜汁，待我往东土寻取经人，经过此山，观大圣肯随往西天，则此时可放。（引文中错字照旧）

如果联系前面“太宗入冥”，《西游记》关于唐僧取经的缘起便非常明显，孙悟空“大闹天宫”故事与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也绝不是“两截子”，其联系的纽带——即吴承恩（？）创作的依据——就是这些先行在民间流传的平话故事！

注释：

[1] 本篇涉及当代学者较多，为了论述简约，一律省略尊称，非不敬也。

[2] 黄永年：《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版。

[3] 或说为三段，即以上世纪30年代于宁夏发现的《销释真空宝卷》所刊“唐僧西天去取经”一节为《西游记》平话片断。此说较为学界重视。又，据张锦池《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推测，朱鼎臣《西游释厄传》卷四所载唐僧出世故事实为平话本《西游记》的又一则残文。曹炳建《 西游记 版本源流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将潞城本《礼节传簿》归为《西游记》平话系统。皆可聊备一说。

[4] 参见张忠辉：《 永乐大典 中发现 西游记 》，《图书馆建设》2000年第1期。

[5] 参见郎菁《 永乐大典 中发现 西游记 不是新闻》，《图书馆建设》2000年第6期。

[6] 关于平话本目前或称为《西游记平话》，或写作《西游记》平话，考虑到《朴通事谚解》实际所称是《唐三藏西游记》，平话只是它的文体，故笔者采用“《西游记》平话”这种写法。

[7] 李正民、宋俊玲：《关于 西游记平话 的几点考辨》，《晋阳学刊》1997年第3期。另，黄永年《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版）也指认七条。

[8] 萧欣桥、刘福元：《话本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

[9]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页。

[10] 据黄永年称，这一理由系援引日本学者太田辰夫的考证。1959年，太田辰夫在《神户大学学报》发表《 朴通事谚解 所引 西游记 考》一文，后收入所著《 西游记 研究》（日本研文1984年版），首度引录谚解本《西游记》相关残文，并对其文体、时代及与《西游记》的关系作了初步考辨。参见黄永年《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版。

[11] 参见蔡铁鹰《 西游记 成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12] 分别引自蔡铁鹰：《整合的历程：论唐僧形象的演变——兼及中国小说演变过程的理论意义》，《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李时人：《 西游记 的成书过程和孙悟空的形象渊源》，《西游记研究—首届 西游记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13]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0页。

[14] 参见齐裕焜《明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15] 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胡士莹《话本小说史》、陈汝衡《宋代说书史》皆持此说。

[16] 李时人、蔡镜浩：《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 成书时代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17] 参见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 西游记 》，《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

[18] 李时人：《 西游记 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西游记研究——首届 西游记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19]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3页。

[20] 石钟扬：《虞集 西游记序 考略》，淮安《西游记》研究会编《西游记研究》第2辑，1988年版，第75页。

[21] 曹炳建：《 西游记 版本源流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22] 参见黄永年《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版。

[23] 郑振铎：《 西游记 的演化》。

[24]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2页。

[25] 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6] 李时人：《 西游记 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西游记研究——首届 西游记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27] 参见蔡铁鹰《西游记成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28] 萧欣桥、刘福元：《话本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29] 可参看陈新《 唐三藏西游释厄传 、 西游记传 整理后记》（《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卷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重评朱鼎臣 唐三藏西游释厄传 的地位和价值》（《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 西游记 版本源流的一个假设》（《西游记研究——首届 西游记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30] 可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44页。

[31] 参见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